有谁可依

姐姐大我四岁，是我们姐弟仨中最大的，也是我们三人中文化程度最低的——勉强上完初一。
义务教育是在我上了高中才普及到我们那块儿的。姐姐上小学时，义务教育的春风好像还没刮起，“九年义务教育”只是个名词，仅此而已。
我清楚地记得我那时上小学，每学期都要交一百多块钱，这一百多块包括学杂费、书本费、学费。一个“杂”字一言以蔽之，囊括了乱七八糟的费用。
当时我们姐弟仨都在上学，三人交的钱加一块将近四百块。如今的四百块算不得什么，但此一时彼一时，那个年段的票子实在，有个四百块那就很了不得了。具体什么概念呢，打个比方，那个时候一包青援钙奶饼干只要一块钱。
虽然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，四百块钱算不上天文数字，但也绝非小数目。所以，供我们姐弟仨上学，父母的压力不小。
所以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能省的就省。记得上一年级那年，我只交了学杂费和学费，所以发教材时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羡慕那些拿到新书的同学。
尽管如此，贫穷还是使勤奋好学的姐姐辍了学。
辍学后，姐姐就帮爸妈分担家务农活。
为了多挣钱，辍学不久，姐姐就跟着村里的小年轻外出打工去了，那时她就十四五岁（当时普遍落后，各方面政策制度都不完善，根本就不管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）。
姐姐在气球厂造过气球，在纺织厂做过纺织，在冷藏厂切过鱼片，给人卖过馒头。甚至，年纪轻轻的姐姐作为一个弱女子，还在村里的砖窑厂拉过砖坯子。拉砖坯这活又脏又累，是实打实的力气活，就算二十多岁的壮小伙，拉一天砖坯子，也会累得不想动弹。
姐姐在外打过多少年工，我没仔细算过，现在数数至少得有五年。本应受教育的青春年少时光就这样没了。
父亲去世后，姐姐没再外出打工，而是留在家中和母亲一块操持整个家。
种庄稼不挣钱，一年到头的收入根本不够全家的各种花销。所以，大家都种大棚。
种大棚比种庄赚钱多，同样比种庄稼要麻烦不少、苦累很多。抛开要忍受棚里的闷热，起早贪黑是最起码的，一天的饭忙得只顾吃两顿。
当时我家就有几亩大棚，全靠我姐和我母亲两人忙活。
后来，姐姐结婚了。结婚时，我哥远在北国边疆保家卫国不能回来，当时上高中的我竟然也没有请假去参加她的婚礼。每想到这，我都会懊悔不已、痛恨自己，总感觉挺对不起姐姐的。这也是我永生的悔，成为了我一辈子都弥补不了的遗憾。
再后来，姐姐有了小女儿，做了母亲。然而，姐姐生产住院时，我没有去看过她一次，这又是我悔恨自己的地方。
大二那年冬天，姐姐为我订做了一件鸭绒服，大小合适，穿在身上倍感温暖轻松。至今，这件羽绒服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。
2011年的腊月里，姐姐生了二胎，我有了外甥。同样，由于我在外地上学，这次又没赶回家。
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（记不清是几年级了），一次我被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欺负哭了，姐姐得知后替我打抱不平，领着我追到了那同学的家里讨公道。
有姐姐真好。
我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